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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晨6点30分，是北京协和医院挂号大厅最热闹的时候。

6点30开始挂号，提前10分钟，挂号窗口里的灯就亮了。工作人员陆续出现在玻璃窗后面，启动电脑、喝水、偶尔和临近的同事聊两句，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却没人抬眼看一下窗外焦躁不安的人群——不用看就知道，五条长龙黑压压地填满了近100平米的挂号大厅。队尾直甩到门外，几经曲折，消失在另一栋楼后。

6点30分，大厅内外早已挤满了人，“长龙”开始缓缓移动。两名保安拦在门口维持秩序，插队者会被严厉地“请走”。每队队首也各有一名保安，防止插队，也督促排队者尽快挂号。大厅里回响着提醒大家提前准备好证件和零钱的录音，挂号的平均速度被控制在15秒以内。那些影响了整体进度的人，往往会招来工作人员的呵斥和大声抱怨。

可是，很少有人生气。因为能挂上自己想要的号，便是好的。事实上，能在挂号大厅里排队的人还算幸运。2008年，医院为了缓解挂号压力，将一部分专科挂号名额从挂号大厅分至医院北门和东门，同时又将内科门诊移至位于西单的协和医院西院区。在这些地方排队的患者，无论刮风下雨，全部要等在室外。在此之前，挂号大厅内某些专科的挂号窗口，永远贴着一块“号已挂完”的牌子。而那些排了整夜队都没有挂到专家号的人，只能等到明天，或者后天。

  队伍中的很多人，已经在这里守候了一天一夜，甚至更久。每天中午12点刚过，当天的号还未售完，就已经有病人和家属带着小板凳和食品在医院门口排起了第二天的队。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来自外地，有些干脆一下火车就拉着行李直奔这里。因为对就诊程序不了解，每天都有许多外地患者徘徊在医院附近“探听消息”。看哪位大夫最好？药费贵不贵？……能问清的尽量问清，因为在北京的每一日，吃喝拉撒都要花钱。

最大的问题还是挂号，名医总是一号难求。初次就诊的患者如果没有关系便只能排队，有些人则会求助“号贩子”——说是“号贩子”，其实赚的也是替人排队的辛苦钱。不过他们往往拉帮结派、垄断市场，把号价炒高。一个专家门诊正常价14元，到了“号贩子”手里少则三、四百元，多则几千元。外地患者不明就里，迫于无奈，往往就当了“冤大头”。

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自己等——前一天下午准备好东西，先排在挂号大厅外，4点半医院下班后，再由保安引导进入大厅排队。为避免号贩子倒号，医院规定只有患者本人及其亲属可在此排队，保安会将排队者逐一登记。大厅内五个窗口排满后，再来的人只能守在室外。

之后便是一整夜的漫长等待。

医院出租休息椅。破破烂烂的行军床，20块钱一个晚上，坐椅也要10块钱。东西好坏全凭运气，保安给拿哪个就只能要哪个。嫌价钱贵的、嫌椅子破的，都没人管你——你不要有别人要。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舍不得这10块钱，只好躺在自己带来的行李上，或者随便找几张报纸垫着靠一靠。

这一夜几乎无法入睡。保安会来查三次夜，核对排队者是否与登记者一致，不一致的马上请出。

有些人索性坐着聊天，聊自己从哪里来、聊得了什么病、聊治了多久、聊怎么求医到北京……有个年轻的母亲，给孩子挂号。她说，自己从东北来北京已经三天，直到今晚才排上队。“再挺一夜，明天就能看上病。”她盘坐在自己带来的被子上，淡淡地笑。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和父母起了冲突，当着所有人的面踢翻了租来的椅子，跑出去。

“孩子懂事”，父母解释道，“不让我们帮他在这儿排队。”

男孩站在外面，先是咒骂，然后又呜呜地哭。

于是第二天早上，虽然在流水线一样的队伍中，有人欢喜有人愁。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他们缓缓移向的那个窗口就是希望所在。

“希望这次能把孩子的病冶好。”挂号开始前，年轻的母亲边说边淡淡地笑。